进入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如何预测中国的未来发展，吸引着全球学者们的眼球。

    “凡是涉及到全球的战略格局或是格局的变动，都会把中国作为一个重要的变量来测算，因为中国是未来牵动国际格局变动的主要因素之一。美国和西方国家有一个预判，中国是他们未来10到20年最大的挑战，因此要把这种挑战充分预测和评估到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研究所所长高祖贵日前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说。

　　“预测中国”成为潮流

    中国以惊人的速度崛起，触动了境外一些思考者的神经。

    “中国绝对不会走上西方民主化的道路，只会选择一条不同于西方世界的发展模式；中国的崛起将改变的不仅仅是世界经济格局，还将彻底动摇我们的思维和生活方式。”——摘自《当中国统治世界》（马丁·雅克著）

    “中国是靠剥削穷人与出口来增长，内在极为缺乏创新动力”。——摘自《中国无法伟大的50个理由》（大卫·马里奥特和卡尔·拉克鲁瓦合著）。

    《中国大趋势》的作者、美国学者约翰·奈斯比特认为，中国没有以民主的名义使自己陷入政党争斗局面，而是以一党体制实现现代化，发展出一种独特的纵向民主，到205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中心。在未来几十年中，中国不仅将改变全球经济，而且也将以其自身的模式来挑战西方的民主政治。

    美国《全球主义者》杂志曾列出未来几十年后“中国的猜想”：如“人民币成为美元、欧元之外又一个世界贸易主要货币和储备货币”；“中国将成为地球上最大的经济体，而美国则继续拥有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中国成功故事的吸引力将对美国构成挑战”。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佛格尔不久前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上撰文：30年后，即2040年时，中国经济的规模将达到123万亿美元，相当于2000年全球经济总量的3倍。届时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将达到85,000美元，是欧盟预估的两倍。虽然那时中国的人均收入仍然低于美国，但中国经济占全球经济总量的份额，将达到40%，远超过美国所占的14%。而欧洲经济在全球所占的份额，届时将只有5%。

    预测未来中国的走向更成为美国许多智库热衷研究的课题。特别是对新中国成立100周年时的2049年，美国不少学者、智库和研究机构都推出了自己的“2049”计划，如“2049项目”研究所，由美国前副助理国务卿薛瑞福任总裁，在华盛顿对华外交政策圈内颇有影响，作为保守智库，它比较强调中国负面性的问题；“休克疗法之父”、美国人杰弗里.萨克斯2009年也推出了其设计的“中国2049”项目，并称这是为中国几十年后的经济前景寻找科学坐标。

    在有关中国研究的智库中，3年前成立的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备受关注。

    这个中心由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创办，他们计划出台“世界大国——主要是中美——如何在公海、太空及网络等‘公共共享空间’和平共处”的报告。

    不难看出，目前美国的政界、学术界已经基本形成共识，即“中国即将甚至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对手”，因此预测中国的未来是他们“必将投入的工作”。

    在日本，智库PHP综合研究所完成了《日本对华综合战略最终报告》。这个报告假设2020年中国可能出现5种情况，即成为“成熟的大国”、“霸权的大国”、“未成熟的大国”、“不安定的大国”以及“秩序崩溃的大国”，并认为对日本最为有利的是中国成为“成熟的大国”。日本政府应从16个方面处理中日关系。此外，日政府应设立专门地区战略部门，制定对华战略，同时促进日中相互理解近代史全貌的历史研究，积极吸引中国资本、中国观光客来日，促进日本经济发展。

    “唱强”渐成主基调

    著名政治学者、瑞士日内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张维为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评论说，西方智库和媒体对中国的预测概括起来大致有4种观点，一是“中国崩溃论”，认为中国的发展带来了各种问题，这些问题最终将导致中国的分裂和崩溃；二是“和平演变论”，认为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国会变得更加繁荣，最终也会走上西方民主的道路；三是中国可能既不会崩溃，也不会走西方民主的道路，而是变成一个“富强而专制”的国家；四是认为中国崛起是一种古老文明的重新崛起，中国的事情有中国自己的逻辑，并可能会改变整个世界。

    张维为进一步分析说，第一种观点，由于这么多对中国的悲观预测均告失败，现在相信的人已大大减少。但第二种、第三种观点，西方接受的人还不少。但是这三种观点的共同盲点在于其西方中心的历史观和西方话语的局限性，不了解中国政治的发展和演变已经超出了西方中心论衍生出来的理论框架和西方话语的诠释能力。第四种观点，实际上表明了西方有学者尝试摆脱西方中心的话语，从全新的视角来看中国的崛起，他们许多观点站得住脚，但有些仍值得商榷。“西方学者能够摆脱西方中心的话语束缚来看中国，实属不易。”

    “西方国家也在矫正和修正自己的看法。相对于以往对中国的预测，现在判断更加客观了，对中国的了解和认知更加深入了，也更接近于真实，更‘靠谱’了。”高祖贵说。中国人有自己的样式，这就是中国模式。为什么中国模式的影响力上升如此之快？原因之一就是之前对中国的判断有失偏颇，反差过大。

    最明显变化发生在那些“中国通”身上。他们在反思，在总结经验教训：以往的预测为什么总是出错，错在哪里？现在他们再对中国下结论时便显得更加审慎了。高祖贵举了一个例子。美国著名的“中国通”、国际问题专家沈大伟就自嘲说，多年前曾预测中共的统治不会持续10个月，现在都持续10多年了，而且越来越强大。

    从目前来看，现在预测中国的主基调大多是“唱强”，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有的过于抬高，有的相对客观，也有的过于悲观，“但是，在这些基调里都能感觉到一种夸张。说你好的时候过于好，说问题的时候又过于严重。无论是有意，为他们的战略和策略服务，还是无意，因为他们用自己的价值观来作判断，”高祖贵说。
 
    “崩溃论”的崩溃

    张维为在他的《中国触动全球》一书中写下了这么一段话：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人众多，但对中国前景误判的人也最多，不少所谓的中国问题专家先是预测邓小平百年之后中国要大乱，后又预测中国会像苏联一样解体。有一个叫章家墩的美籍华人2000年出版了一本名叫《中国即将崩溃》的书，还上了《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榜。他认为中国政治经济体制将在加入世贸组织的冲击下迅速走向崩溃。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七年之后的2007年，中国非但没有崩溃，而是经济总量又翻了一倍，经济规模世界第三，中国还成了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和带动整个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火车头。2007年5月，在巴黎一个中国问题研讨会上，一位学者不经意地提到了章家墩的名字，会场发出一阵笑声，一切尽在不言之中，他成了国际学术界的笑柄。不是中国崩溃了，而是这些唱衰中国的观点崩溃了。当然，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仍有不少人死抱住僵化的意识形态不放，天天盼望着中国的崩溃，那也没有办法了，就让他们去吧。

    张维为的观点是，不要过高估计西方智库的质量。“你可以把西方最好的智库和最有名的中国专家排出来，看一看他们过去30年对中国的预测有多少是正确的，也可以把《经济学人》和《国际先驱论坛报》过去对中国的预测拿出来看一看，实在不敢恭维。”他说，为什么西方学者对中国的预测老是出错？关键的原因是他们的意识形态偏见太强，另外在美国形成的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理论和方法论都有太多的缺陷。

    高祖贵也认为，从中国改革开放开始，西方的基本判断就是错的。他们认为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之后，特别是私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发展起来之后，中国自然而然地就会走西方的发展之路。他们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出生成长的80后90后年轻一代，一定是亲美亲西方的，在理念上更能认同西方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可是2008年奥运会前后，所有的中国人，包括海外华人的一系列互动，又是出乎西方社会的始料。“他们也越来越发现，中国的发展轨迹用他们的那一套理论和逻辑已经无法解释。”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高祖贵说，这是我们当下面对西方种种预测的应有心态。被人家唱好的时候不盲目乐观、津津乐道，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和困难所在；被人唱衰的时候不过于悲观、看黯前景，积极应对风险，迎接挑战。

    中国之所以能够保持30年的高速发展，外界不得不承认，中国的确是找到了自己发展的模式，自己有解决问题的办法，按照自己的国情、节奏和方向，走上了一条健康发展的轨道。

    高祖贵提醒说，要警惕内外哄抬，把自己抬高，使自己在大局上不清醒。别人过度抬高你是为了让你超出能力发挥更大作用，承担更大责任。如果别人搭个楼梯就自己向上爬，可能上去了就下不来了。

    “我们要有一个从容、平和、淡定的心态。现在内外环境复杂多变，中国已进入关键的发展时期。心态不一样，采取的行动就不一样，结果也就不一样。”高祖贵认为，不管愿意与否，中国现在已经被推到国际格局变化的漩涡边沿，或是风口浪尖。如果有些步骤没有调整好的话，必然会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带来很大影响。而且，也会影响国外智库对中国的战略判断，就会出现一种不良好的消极互动。

    实事求是地看待外界的评论。听到赞扬，不忘乎所以；听到批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是张维为的观点：“中国的模式有自己的缺点和问题，但我一直说中国的模式是‘最不坏的模式’。”（记者黄海霞 来源：瞭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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